首页 >  历史人物 > 文章详情页

戴名世 个人档案

这个始祖在明初由婺源迁来的桐城人,自小便有大志,自负才华,睥睨一世,人称“狂士”。他的曾祖父戴孟庵,就是一位有气节的明末遗老,当明清易代之际,曾削发为僧,隐居龙眠山中埋头著书。到了他本人,也颇有反清思想和“好骂人”的性格。

他有篇很有意思的文章,叫《钱神问对》,以寓言体申述金钱之恶,控诉钱财使社会风气污浊败坏。文中写到,钱神以为天下人都为之倾慕追逐,甚至愿为之死,称“官吏非吾不乐,商贾非吾不通,交游非吾不厚,文章非吾不贵,亲戚非吾不和”。

文章“戴子”回答钱神说,天下初始,本没有钱,天下太平。至金钱产生,结果不是设心计,走坑险,蒙死侥幸,损人益己,互相攘夺,就是犯科作奸,椎牛发冢,聚为博弈,出为盗贼……然而,钱神对此很不为然,“仰而嬉笑,俯而却走,伸目四顾,举手而别,众共拥之以去。”

尽管为了治生,他只能学习时文写时文,也就是为了应付科举的八股制文,甚至一写出来便成众多士子的范文,但是他更喜欢古文,以振兴古文为己任。

从古典文学发展来看,北宋以后至元明,古文一直处在不景气的状态。明代文坛虽有宋濂、刘基等人,随即被“台阁体”所主宰,这种不啻为六朝骈文的变种,将散文创作引入了“拍马文学”的死胡同。虽然李梦阳、何景明、李攀龙、王世贞等为领袖的前后七子,反对台阁体,提倡复古,倡言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,虽然古韵斑斓,却一味摹古,对散文创作的危害,与“台阁体”几乎殊途同归。同时,骈文的另一世俗变种——时文,由于当局的倡导,士子的趋从,对“古文”的冲击更大。左右夹攻,使“古文”创作遇到空前的危机。好在还有归有光脱胎于北宋诸贤自拓新境,文章不事雕饰,饶有风趣,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。至明末,汪琬、魏禧、候方域等人也出来拯救八家以来古文的衰势,却也无力回天。但这些却为戴名世、方苞、姚鼐振兴古文指明了方向。(《桐城派概说》,胡堡冬)

性格加爱好,戴名世不仅同样擅长古文,而且一如《钱神问对》,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,以及锐利的现实锋芒。结果这也导致了他人生的悲剧,以文而扬名,亦以文而丧命。

《南山集》便成了他的催命之符。细读此集,可知戴名世的古文理论以“率其自然”为其主旋律,以率其自然而立诚有物,率其自然而道、法、辞合一,率其自然而精、气、神并重为其三部曲。但有人偏偏抓住了里面的一个小“把柄”,诬陷其心怀前明否定大清,其他人也跟着火上浇油,最终被同月同日生的康熙斩首弃市。这既是清初官场矛盾的集中表现,也淋漓极致地体现了封建王朝社会文字狱的恐怖。

尽管屈死《南山集》案,使得戴名世的文章流传不广,但是他的才华,以及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贡献,让他和方以智、钱澄之一起成为桐城派的先驱者。

某种意义上,正是有戴名世等人的引领,以及众多桐城文人作为依托,桐城派逐渐脱胎而出。从方苞提出“义法”说(即言有序、言有物,“义”与“法”之间为一经一纬,相辅相成,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),经刘大魁,再到姚鼐,他们殚精竭虑,以学行程朱,文章韩欧为依归,共同奠定了桐城派形成的基础和发展方向。尤其是姚鼐,在义法的基础上,进一步提出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,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。

今天,读方苞的《狱中杂记》、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,你会发现,桐城人作文一如作人,讲究文以载道,不喜空话虚话,而且,语言力求简明达意,条理清晰,“清真雅正”。

也正是在姚鼐时期,桐城派达到了声势浩大的阵势。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,形成所谓“家家桐城”、“人人方姚”的局面。

桐城派四祖。

归结桐城派的兴起,吾球君认为,一方面自然得益于前辈们的齐心协力,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当时的时势。

尽管有戴名世“添堵”,但有清一代,为了巩固自身统治,除了对抵抗力量采取了残酷的镇压,还采取怀柔政策,笼络天下士子。尊重儒家文化、尊奉程朱理学的桐城派也因此颇受青睐。与此同时,桐城派注重气节、注重习文,以及做人和修身,不仅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求,也得到了士人阶层的认可。

当然,这也少不了桐城文人自身的推波助澜。前面提到,桐城人喜欢追求读书入仕。所以在科举上的表现一直很抢眼,有这样的数据,在明清两代600多年的时间里,桐城一个县就出了236位进士。方以智家族被称为“桂林方”,就因为该家族多人考试成功,蟾宫折桂。到最后,桐城人在全国各地做官的几乎是无所不在,可谓是冠盖满京华。

其中官职最大的,便是张英、张廷玉“父子双宰相”。虽然清朝不设宰相,但张英曾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,而其次子张廷玉历任文渊阁、文华殿、保和殿大学士及户部、吏部尚书。入仕为官长达50年,“历得三朝,遭逢极盛”,卒后谥文和。

张英像。

正因为上至宰辅公卿,下至州府县令都有桐城人的身影,加上日后又为幕为僚,影响各地的主政者,桐城派的名声也随着他们的宦迹遍布各地。

即使像姚鼐,一辈子都没当过实质性的大官,但是他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、安庆敬敷书院、歙县紫阳书院、南京钟山书院,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,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、刘开、李宗传、方绩、姚莹;上元(今南京)梅曾亮、管同;宜兴吴德旋;阳湖李兆洛;娄县姚椿;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……而弟子又传弟子,如梅曾亮主讲京师,高徒云集。自此,南北诸省,皆有桐城派传人。

那个时候,谁若不加入桐城派的“朋友圈”,谁都没有资格进入主流阶层。就连封疆大吏、理学大家曾国藩,也自称私淑姚鼐。尽管姚鼐去世时,他只有四岁,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姚鼐的尊敬。所谓私淑,就是说没有得到某人的亲身教授,而又敬仰他的学问并尊之为师。

也正是他,正式打出了“桐城派”这一旗号。1859年,他写下《欧阳生文集序》,在称道方、刘、姚善为古文辞后,说:“姚先生治其术益精。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:‘天下之文章,其在桐城乎?’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,号桐城派。”

这种对桐城派的追随,和鼓吹,让人看到了桐城派持续兴旺的希望。只是,时间却再也不给桐城派独享光荣的机会了。

此文为吾球商业地理《天下文都唯桐城》第二章,欲知桐城故事,请继续关注本壹点号《天下文都唯桐城》第三章:《姚鼐的后人,曾助宝岛台湾,取得抗英五战五捷》。

采写 | 王千马(中国企业研究者,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。出版有小说《媒体这个圈》、《无所适从的荷尔蒙》,主编有《无法独活:致喂大的年轻人》、《不焦虑的青春》,近年来相继推出《重新发现上海1843-1949》、《海派再起》、《宁波帮: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》、《盘活: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》、《玩美: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》以及《新制造时代:李书福与吉利、沃尔沃的超级制造》等作品。)

图片|除特别注明外,均来自网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