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毓贤 历史解读

毓贤这个人的定性有点复杂,说他是民族罪人吧,他的确是一个爱国者,对大清的忠贞一片诚心可感天地;说他是民族英雄吧,他的“爱国”行为却为大清带来了巨大灾祸。从毓贤身上,既可以看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,也可以看出历史吊诡的一面。

作为晚清政治舞台上名臣的毓贤,是以极端排外著称的,这个人是监生出身,他的官是捐来的,清光绪五年(1879年),由选用同知捐纳知府派分山东,在山东工作了二十多年,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被授山东巡抚,成为山东最高行政长官,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,达到了仕途升涯的顶峰。

毓贤对中国政治的最大影响,就是一手扶持了义和团,可以说,如果没有毓贤的大力支持,义和团运动不会发展到后来的地步。毓贤是有名的酷吏,在官场上被称为“屠户”,在曹州任知府4年,采用大批逮捕、滥用酷刑和大批屠杀的恐怖手段进行统治。对于义和团,毓贤一开始也是“无情剿杀”,但后来,却变“剿”为“抚”,由全力镇压转变成全力扶持,促使他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?其实是缘于他的那颗“忠君爱国”之心。

毓贤忠于皇室、热爱大清,当时清国最大的敌人,就是蛮夷,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清国一败再败,先败于英国,再败于日本……作为一个爱国者,毓贤对此痛心不已,因此他极端仇视外国人,恨不得将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全部杀光。但作为弱势一方的清廷,无力与外国人对抗,但在剿杀义和团的过程中,特别是在平原事件后,毓贤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,就是外国教会势力比义和团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,而义和团是反教会、反洋人的,因此,可以成为抗拒洋人势力的重要力量。

如此一来,他对义和团的镇压就不像以前那样卖力了,他改“义和拳”为“义和团”,采取了由“剿”变“抚”的策略。光绪二十四年,他提出“化私会为公举,改拳勇为民团”的主张,升任山东巡抚后,明确表示“民可用,团应抚”,并特意在省城济南设场招纳拳民,令义和拳民教授兵勇拳艺。对于平原、高唐、茌平一带朱红灯、本明和尚(后改名心诚和尚)等义和拳领袖设场授徒、攻击教堂、打击教士的行为,他坐视不管,且暗中支持,客观上推动了义和团组织的壮大。

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7月,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民李金榜欺压拳民,知县蒋楷袒护教民、派兵捉拿拳民,引发武装冲突,毓贤闻讯后,一面派兵弹压,一面将蒋楷等人撤职查办,又派济南知府卢昌诒“亲往抚绥”平原义和拳,并通令山东各地义和拳、大刀会等一律改称“民团”,允许朱红灯所部义和拳建旗帜,皆署“毓”字,自此,山东义和拳声势越来越大。

毓贤对义和团的支持,引起了外国势力的极大愤怒,视其为纵容义和团的“罪魁祸首”。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十一月,清政府迫于压力,将毓贤撤职,改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。去职后的毓贤回到北京后,依然不忘向端王载漪、庄王载勋、大学士刚毅等力荐义和团,并在面见慈禧太后时,向慈禧推荐义和团,毓贤的游说行为,使“义和团可用”思想渗透到清国上层统治者的思想中,为日后向各国宣战埋下了伏笔。

1900年,毓贤被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,这样一来,他又有了施展的机会,毓贤到山西后,排外更加激烈,对拳民首领待若上宾,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,之后又以保护传教之名,命全省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的一间房子里,于1900年7月9日,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,将这46人尽数杀害(12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主教、修士和修女,34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,包括11名幼童);毓贤还亲手杀死了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;在他主政期间,据不完全统计,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、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,焚毁教堂、医院225所,烧拆房屋两万余间,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。

毓贤的所作所为,激化了清国与列强的矛盾,致使列强再度与中国兵戎相见,导致了后来的“庚子国难”,英、美、法、俄、德、日、意、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,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,从天津租界出发,向北京进犯,8月12日,联军不费一枪一炮占领了北京的门户通州,北京城危在旦夕。

8月14日凌晨,联军在获悉俄军已经提前发起对北京的进攻后,日、美、英三国军队也随后投入了战斗,到晚上9点,4支外国军队相继攻入北京的外围城墙,开始向东交民巷推进,当晚,法、奥、意三国军队从通州进入北京,至此,北京外城、内城攻防战结束,联军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皇城和紫禁城,8月16日,清军在京城各处与联军展开巷战,战至晚间,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。

当天,各国军队指挥官下令“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”,北京城陷入了空前的劫难之中。联军攻入北京之后,作战行为演变成了一场复仇行动,从破城之日起,联军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就开始了。伴随屠杀的是抢劫,进城后,联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3日,这种被认为合法的抢劫活动在德军到来后继续扩大,持续了至少8天。联军在北京还烧毁了大量建筑,北京城遭到严重地破坏……

庚子国难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、险遭瓜分,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,《辛丑条约》的签订使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沦入了殖民地化,在经济上则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地步,这就是毓贤之流爱国行为带来的后果!

我们当然不能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原因全算在毓贤头上,但情势的恶化及事态的一再扩大化,与他有很大关系。平心而论,毓贤的确是个爱国者,拥有着一颗滚烫的中国心,然而,这样的爱国者,带给中华民族的是福祉还灾难呢?爱国主义,不能仅凭一腔热血,爱国,需要的是理性行为,而不是盲目的冲动。

毓贤的行为,使我想到了另一个晚清名臣——徐继畲,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,英国依据条约规定,欲在福州设立领事馆,此事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,但同时规定:只有外交人员可以搬入福州城内居住,其他英国人不得进入福州城里居住。

道光三十年(1850年)夏,两个英国人搬进了福州城内的神光寺住了下来,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福州城士绅、市民们的不满,认为“藩邦夷类”竟然跑到我们大清的省城来住,成何体统?太有损我“天朝上国”的尊严了!于是便向福建巡抚徐继畲举报,要求徐继畲将他们撵出福州。

徐继畲得报后,便派人去做那两个英国人的工作,让他们立即搬出城去,哪知,那两个英国人仗着英国有坚船利炮,认为我们大英帝国才把你打败没几年(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败于英国),你们现在还怕我们呢,我不搬你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,于是便赖着不走了。

当时,林则徐恰好回到福州修养,在与来看他的士绅们聊天时得知了此事,林则徐是强硬的主战派大臣,认为两个普通英国人,就敢如此无视我朝法律,太不拿我大清当回事了,于是便与一些士绅一起给徐继畲上了一表,要求徐继畲用强硬手段将英国人赶出城去,不惜“调兵演炮”,以彰显我天朝国威,令蛮夷胆寒。

徐继畲接到上表后,拒绝了林则徐等人提出的用强力手段驱赶英国人的建议,表示要通过和平的外交谈判手段来解决此事。林则徐一看徐继畲没有接受自己的建议,认为徐继畲是一个被洋人吓破了胆的胆小鬼,便上书朝廷,对徐继畲进行弹劾。

徐继畲真的是害怕洋人才不敢动用武力驱逐那两个人英国人吗?其实不是,徐继畲之所以这样做,是因为他对当时中英两国的实力有着充分的了解,是审时度势的结果,他不想因为小事引发外交冲突,再起战端,因为通过几年前的那场鸦片战争,徐继畲清楚地认识到,中国的军事实力远不如英国,两国交战,结果只能是中国吃亏,所以,最聪明的做法,就是力避冲突,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发展自己,等将来实力强大了,就可以不再受气了。

当然,关于让这两个英国人搬家一事,徐继畲也不是不予处理,他心中另有办法,他留意到那个英国医生是以替人看病为生的,就暗地里派人做工作,不让福州市民找那个英国医生看病,这样一来,英国医生就处于失业状态,赚不到钱,他没法生活,天长日久之后,自然就会搬走的;另外,那两个英国人住的神光寺,门窗破旧,墙体开裂,屋顶漏雨,徐继畲便悄悄给所有的匠人下令,不准他们给这两个英国人修房子,这两个英国人好几个月也雇不到肯为他们修理房子的工匠,秋冬时节一到,福州阴雨绵绵,房子日夜漏水,冷风瑟瑟,冻得他们整夜无法入眠,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,他们终于受不了了,便主动搬离了神光寺,回到了城外居住。

一场险些酿成重大外交纠纷的事件就这让被徐继畲用智慧解决了。这件事虽然圆满地解决了,但国人对徐继畲的误会却很深,认为他不敢与列强斗争,妥协、卖国,枉为封疆大吏,朝廷不明真相,竟然下旨将他免职了。相比较之下,我们不难看出,徐继畲这样的“卖国者”,比毓贤这样的“爱国者”对民族的贡献更大!毓贤的爱国行为,实际上是害国害民害己、祸国殃民,据说李鸿章临终时嘴里还在痛骂“毓贤误国”。

毓贤最后的结局是:被指为排外仇教的“罪首”,革职充军新疆。1901年(清光绪二十七年)在兰州被处死。临死前,他写了两副挽联:第一联:“臣死国,妻妾死臣,夫复奚疑,最难老母九旬,稚女十龄,未免凋伤慈孝治;我杀人,夷狄杀我,亦有何憾。所愧奉君廿载,历官三省,空嗟辜负圣明恩。”第二云:“臣罪当诛,臣志无他,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;君恩我负,君忧谁解,愿诸公老成谋国,切须早慰两宫心。”(两宫指慈禧和光绪)可见直到临死前,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。

参考文献:《明清历史集锦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