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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忠源 历史解读

咸丰三年(1853)十一月,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,弹尽粮绝,情况万分危急。江忠源写信向曾国藩求救,咸丰皇帝也诏令曾国藩迅速出兵。可是,曾国藩按兵不动。他的下属王錱主动请缨,带兵去救江忠源,也被曾国藩制止。湖南巡抚骆秉章命江忠源之弟江忠濬与刘长佑率一千楚勇火速增援。江忠濬与刘长佑率部奋力博杀,由于兵力薄弱,无法靠前,受阻于城外五里墩。援军总计十余支,筑营四十里外,观望不救。陕甘总督舒兴阿兵有万人,畏缩不前。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平军炸塌水西门城墙,并乘势杀入。城内兵勇抱头鼠窜,乱作一团。江忠源知大势已去,引刀自刎,为部下所阻。转战至水闸桥,身受七伤,投古塘而死,时年42岁。

江忠源被困庐州,危在旦夕,其他援军隔岸观火,畏缩不前,似乎还能理解,因为“胜则相争,败不相救”是官军的痼疾;但曾国藩按兵不动,却大有深意,值得玩味。曾国藩不但和江忠源是湖南同乡,而且私交很深。江忠源客居京城期间,开始几年,由于生活落拓不羁,一般士人不屑与之交往。可是,有两个人却另有见解,并不人云亦云。一个是欧阳兆熊,他认为江忠源将来必有建树。另一个是黎樾乔,他在京城当侍御史,第一次看见江忠源,便说此人是个勇士,将来必定驰骋疆场、马革裹尸。欧阳兆熊的必有建树论,大家虽不以为然,却也听之任之,不予置喙。

道光二十四年(1844)八月,江忠源进入了曾国藩的生活圈子。曾国藩是个京官,在京城湖南人的圈子里影响很大,接触面较广,他虽未和江忠源谋面,耳边却早就有了许多有关江忠源的微词。可是,曾国藩和黎樾乔交往颇深,黎樾乔的所谓预言引起了他对江忠源的注意。那天,江忠源跟随郭嵩焘来见曾国藩。宾主谈话非常活跃,却没有切磋学问,尽聊一些市井琐事。

江忠源非常随意,不时开怀大笑。当时出了一个小意外,江忠源的衣袖将茶杯扫落在地,跌得粉碎。江忠源并不拘谨,继续谈笑自如。如此胸襟坦荡,侠气酣畅的情怀,深深打动了曾国藩,竟使他有相见恨晚之感。分别时,曾国藩送他们出门,回头小声地对郭嵩焘说:“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。此人他日当办大事,必立功名于天下,然当以节义死。”郭嵩焘不明白,追问缘由。曾国藩说:“凡人言行,如青天白日,毫无文饰者,必成大器。”

从此,江忠源将曾国藩尊为道德楷模,严格要求自己,言行举止大多中规中矩,犹如恂恂儒者,与往昔判若两人。

道光二十五年,朝廷对参加三科会试未中的举人进行六年一次的大挑,江忠源名列二等,获教谕之职。这个时候,江忠源钱袋空空,曾国藩主动提出给江忠源提供旅费,江忠源却不辞而别。曾国藩发现以后,连忙追赶,在长辛店追上了江忠源,曾国藩拿出一百两银子送给江忠源……

咸丰皇帝登基时,命曾国藩举荐人才,以对付广西造**的太平军。由于曾国藩特别赏识江忠源,他向咸丰皇帝推荐的六位干才中,江忠源就名列其中。如果没有曾国藩的举荐,大臣赛尚阿就不可能知道江忠源,他奉钦命前往广西清剿太平军时,也就不可能点名要江忠源去广西协助军务,那么,即便江忠源才华盖世,楚勇能征善战,也只能任由历史的尘埃湮灭。

同时,江忠源又是对曾国藩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。江忠源招募楚勇,创办楚军,为曾国藩组建湘军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范例。蓑衣渡一战,为清军争取到了时间,长沙得以设防固守。更重要的是,此战打开了清政府的眼界,使他们找到了一条镇压太平军的更好途径。政府高官们曾两次率领大部队,包围了人数不多的太平军,结果却让他们都逃脱了。但是,在蓑衣渡战役中,一支根本不起眼的民兵队伍坚守阵地,打败了正在乘胜前进的太平军。曾国藩从蓑衣渡一战中得到了启发,找到了克服官军体制内致命弱点的钥匙。

1853年5月,江忠源上奏朝廷,提出了“严法令,撤提镇,汰弁兵,明赏罚,戒浪战,察地势,严约束,宽胁从”等八条主张。这是江忠源在考察了太平军和清军双方作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。譬如,江忠源主张围太平军于一地,然后聚而歼之。他历数几年来的重要战事,认为清军不讲地利,经常坐失良机。永安、长沙围三阙一,益阳临资口该守不守,岳州、城陵矾该争不争,使太平军多次处死地而复生,终成燎原之势。江忠源的军事思想触及了当时清军的要害,得到了咸丰帝的嘉许,并为曾国藩建立湘军,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。可以这么说,没有江忠源的楚军,就没有曾国藩的湘军。

江忠源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,依靠战功,从一个书生,升为同知、知府、道台、按察使、巡抚,成为封疆大吏。别说是清朝一代,就是在中国历史上,也是绝无仅有的。江忠源是一个难得的将才,对于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无将可堪大用的满清皇朝,实在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。要彻底剿灭太平军,江忠源无疑是朝廷的希望和依靠。所以,朝廷不断将顶戴花翎戴在江忠源头上,使他像坐火箭一般飙升。在他被困庐州时,咸丰皇帝甚至说:“庐州可失,而江忠源必不可死。”可见皇上对江忠源的器重。

无论于公于私,曾国藩都应该去救江忠源。可是,曾国藩最终没有去救,使江忠源战死庐州。这是为什么呢?

据史书记载:咸丰三年的最后一个月,朝廷命令曾国藩率领水师北上长江,顺流东下,与江忠源一起,水陆夹击太平军。文宗接连下诏,催促曾国藩出兵。可曾国藩小心翼翼地推托,提出四省共同防御的建议,并说湖北黄州有太平军,援兵无法很快到达安徽境内。认为庐州确实为燃眉之急,但论天下大局,则武昌为必争之地。如果能够保住武昌,就可以控制金陵上游,巩固荆襄门户,沟通广东、广西和四川的饷道。所以,目前应集合湖南和湖北的兵力,水陆并进,以追为堵,不使太平军的船队驶回武昌。曾国藩又写信给吴文镕,说湖南湖北两省以坚守省会为主,等到水师练成之后,才可以向东进军。文宗见曾国藩一再推延出兵的日期,十分焦急,手书一道诏书,说安徽省急待援救,如果曾国藩偏执己见,便会延误战机。咸丰皇帝甚至在诏书里写道:我看了你的奏章,要把几个省的军务,由你一人担当,试问以你的才力,能够担当下来吗?你能主动承担重任,是那些胆小害怕的人无法相比的,但是你既然把大话说出口了,就要全部做到,你去办给朕看一看!文宗把话说到这个地步,曾国藩自然能够掂出其中沉甸甸的分量。然而,曾国藩还是不出兵。曾国藩之所以迟迟不出兵,是他确有实际的困难。新募的湘勇训练不够,正在省内分头攻打会党,没有得到休整,军饷也很匮乏,武器、旗帜和军服都很简陋,所以他不愿带兵出省作战。他还要等一等,直到他有把握出师告捷的那一天。

史学家们对曾国藩抗旨不尊、见死不救不但没有微词,还对曾国藩不顾朋友私情,顶住皇帝和朝廷的压力拒绝出兵赞不绝口。认为曾国藩具有远见卓识,识大体顾大局,不打无准备之仗,不打无把握之仗,是真正的帅才。史学家们的分析和赞赏无疑是正确的,但他们关注的仅仅局限于“公”的方面,却忽略了夹杂其中的许多“私”的因素。江忠源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,由一个书生晋升为封疆大吏,而当时的曾国藩,还只是一个帮办团练大臣。江忠源是曾国藩推荐的,而被推荐者的地位和权势却已经远远超过了推荐者。这种反差,势必在曾国藩的内心深处造成一种失落。更为重要的是,曾国藩帮办团练,主要任务是为湖南“保境安民”,兵勇也只有一千人。

后来,在江忠源的要求下,并由江忠源禀明皇上,曾国藩才得以为江忠源代募代训勇兵5000人为幌子扩编湘军,从而获得了扩军的合法地位。而且,湘军的水师,也是江忠源的构想和策划,并由江忠源向朝廷争取到的。也就是说,曾国藩团练的主要任务,只是为江忠源提供兵源而已。江忠源就像一棵参天大树,几乎已经将曾国藩完全遮挡住了。这对野心勃勃的曾国藩来说,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面对的。

还有一点,曾国藩和湖南官场有很多龃龉,处处受巡抚骆秉章和诸多官员的制约和掣肘,日子过得很不顺心,甚至可以说是窝囊。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办团练,挂出“湖南审案局”的招牌。自认为是京官,又是钦命大臣,遂大刀阔斧,想干一番事业,许多事情不与巡抚商量,自作主张。巡抚骆秉章恼恨曾国藩的手伸得太长,对自己构成了威胁。骆秉章为了打压牵制曾国藩,努力营造自己的势力体系。他暗地里支持绿营与湘军作对,暗地里让长沙官场给曾国藩办事增加难度,最终逼迫曾国藩将湘军大本营从长沙搬到衡州。他还支持和曾国藩意见相左的湘军将领王錱,使王錱脱离了曾国藩,转投到骆秉章麾下。他不断向朝廷举荐江忠源,使江忠源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,由一个书生晋升为封疆大吏。骆秉章不仅举荐江忠源,还努力举荐楚军的其他将领,如刘长佑、刘坤一、江忠义等,使他们一个个平步青云。骆秉章针对曾国藩的这一策略,曾国藩当然心知肚明。

就是这样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,使曾国藩按兵不动。也正因为这些因素,使曾国藩如愿以偿,获得了剿灭太平军的首功,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目标。然而,也正因为这些因素,使清政府和太平军鏖战了15个年头,数千万人死于非命。如果,曾国藩去救江忠源,江忠源就不会死,那么剿灭太平军的战争也许就不会如此艰难和持久,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。